与之前4月中旬因癌症晚期去世的*ST北生董事长何玉良相比，张的辞世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会对同仁堂基本面带来较大影响，更不会由此引发投资者的恐慌。但对同仁堂来说，可能是一条未完的革新之路。
把脉同仁堂
无可争议，作为享誉数百年的中国第一国药品牌，同仁堂集团在行业中实力雄厚、地位稳固。
自1997年6月以同仁堂集团下属的几家主要制药厂为上市资产的同仁堂，在上市最初几年里给投资者的印象是，旧国企机制犹存、信息透明度差、业绩增长缓慢。
2001年后两年时间里，公司似乎有了很大起色，特别是2002年，公司业绩增长明显加快，似乎公司各个方面都已理顺，当年每股收益增长率达25.29%.
但好景不长，从2003年开始，同仁堂的收益颓势又再次显露，除2004年每股收益增长同比增长9.83%外，其余几年皆出现负增长，到2006年，据该年年报显示，其每股收益仅为0.3595元，同比下降达48.19%。
2006年，同仁堂曾长期稳居市场第一的主打品种六味地黄丸、乌鸡白凤丸，市场份额已经被其他中药企业超越，同仁堂的中药霸主地位已受到挑战。
据接近同仁堂内部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从2003年到2006年，同仁堂一直在谈营销改革，不但销售一直没有改观。
2003年，实施先款后货及购销分体运行，并着手营销网络和终端的建设。2004及2005年开始实施品种首席经销制度和营销顾问制度等。2006年同仁堂在营销改革上作了进一步的纵深推进，包括：废除首席经销制，将产品的经营权重新收归公司所有，放弃没有渠道的经销商等等。
目前，同仁堂对产品销售也采取现款现货的政策。
“以前，公司销售额很高，但很多经销商都是先拿货后付款，时间一长，追讨这些债务就变得十分困难。”同仁堂内部人士表示，但自同仁堂对营销方式进行调整，坚持实施“现款现货”的销售政策后，部分不能支付现款的经销商只能对同仁堂药品望而却步，影响了公司的销售收入。
“同仁堂的药品质量和品牌是很过硬的，但之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企业体制上的问题，在狠抓质量的同时却忽略了销售经营渠道的更新，使得其在产品销售上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中银国际分析师张寅告诉记者。
此外，在同仁堂集团内部，最有价值的资产——健康药业——并不归属于同仁堂，而目前在北京大街小巷几乎随处可见的同仁堂门店大部分都归属于健康药业所有，其与同仁堂属于兄弟企业。
“同仁堂集团属于全国企，在该体制下，很多决定需要综合考量，但对于集团营销资源的利用，同仁堂是应该着手去整合的。”张寅指出。
“变法”前景未卜
同仁堂集团也意识到了公司当前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成立10周年之际，对公司高管进行了调整，原副董事长、董秘、时年37岁的张生瑜担任董事长。而在此之前的2006年年底，同仁堂发布公告,称一年前刚任职的毕界平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并聘任主管销售的高振坤担任此职。而毕界平任职到期时间应为2009年5月。
此招被市场认为是同仁堂拟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使更了解市场的年轻一代担当起管理的重任，加大对产品和市场的开发力度。
张生瑜上任后，一直把创建新的销售渠道作为公司一项主要任务来抓，其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销售模式的革新对于现阶段同仁堂的发展的重要性。
“张生瑜的创新是有决心的，而且其提出的创新思维路线也在集团内部获得了共识,来自医药新闻网。”据上述接近同仁堂董事会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
“但历史的众多遗留问题以及旧的国企体制存在的弊端，使得张的革新也面临一定的阻力。”接近同仁堂董事会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道出实情。
2008年年初，中金公司在其2008年医药行业投资策略报告中指出：“体制和机制弊端一直是困扰同仁堂发展的核心问题，近几年以来公司围绕渠道清理和终端推广进行了营销模式变革。对于同仁堂这样的企业来说，变革涉及到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的变更，是一个长期渐变过程，长期看持续的改革推进和整体营销改革策划有助于公司打破营销瓶颈。”
7月22日，张生瑜的猝死，可能使其前期的种种“铺垫”更难见成效。同仁堂会继续采用年轻人才思路继续革新求变，还是再度启用集团中老一辈的高管入主保守应对，关键在于谁将接替张成为同仁堂下一任董事长。
7月22日同仁堂发布公告称公司现阶段董事长日常工作由公司副董事长梅群代为主持。
公开资料显示，梅群出生于195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商业经济专业毕业，历任北京同仁堂制药厂教育科副科长、北京市药材公司经理助理、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常委，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梅群自1997年起，其便在同仁堂中担任董事，2002年，则开始出任同仁堂副董事长一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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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仁堂工作了十多年的张生瑜突然离世，他的离开可能会给同仁堂这家有三百多年历史的金字招牌的老国企带来一定的损失。但是，也许不会改变同仁堂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营销模式的改革创新。昨日，同仁堂证券事务代表李泉琳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称，一个人的离去并不会改变公司董事会早已制定好的发展规划。
不过，纵观中国各大公司的高管群体中，张生瑜之死不是孤例，而是一个现象，它反映出中国企业家在精神和体力上普遍的过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