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劣质奶粉和发现手足口病疫情，两项惊世之举有其一，即见证其“生的伟大”。
刘女士不是食品专家，也不是手足口病专家，假如两件坏事的第一个揭露者和发现者不是她，她也没有失职之嫌。但，偏偏是她而不是市场监管者揭开了劣质奶粉黑幕;四年后又偏偏是她而不是专职防疫人员发现了传染病疫情。这不像是偶然，也提示我们:在发现与披露坏事的方面，个别社会专职机构、人员的责任心和认知能力大成疑问;在此背景下，刘晓琳式的发现与披露者，对我们全体社会成员犹如无价之宝。
我们歌颂刘晓琳，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目前披露坏事需要特别有勇气、特别有美德——这是一个具有悲剧性的原因。
2004年上半年，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揭开了国内劣质奶粉的生产和销售罪恶。媒体和刘晓琳共同建立了一座丰碑，开放之媒体于国民安全与福祉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当时，刘晓琳不得已通过媒体披露这一事件，而这大善之举却让她承担了巨大压力。有人将官员被处理等责任推到她身上，说她“要是不举报不向媒体反映，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可见，她面对的是多么无耻、多么可怕的势力和理念:对坏事，能瞒就瞒，即便人命关天也要瞒;对披露坏事的人，即便他救人无数善莫大焉也要施压和打击。正是由于存在此种情况，国民才对“坏事披露者”和“有良心的媒体”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这次刘晓琳反映传染病疫情，没有首选传媒而是经过了官方正式渠道。她说，“对疫情的发布，国家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必须依法一级一级地向上汇报。”同时，她也有另一种准备，“但如果反映没有效果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媒体……”是的，如果她反映无果，那么违法的绝不是刘晓琳女士，而肯定是发生了“一级一级”的犯罪了。
刘晓琳又一次想到了“违法抗上”的可能性，可见披露坏事的风险依然很大。回想以往“非典”等种种坏事的披露过程，看着如今诸多坏事有疑无问的现状，我们更加感激披露者。
但我们还是希望，披露坏事的代价越来越小，而回报越来越大。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不是特别有胆有识的普通人，也能低代价地发现和披露坏事，那我们就能避免许多祸害，增添许多幸福。与此同时，建立一套监督权力瞒骗的民主机制，更值得我们努力。
（责任编辑：龙彩霞）
